“耶律阿保机、萧太后、大辽国”这些有关一个中国古代民族的名词，与听评书《杨家将》一起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此再熟悉不过。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八部，建立辽朝，公元1125年，传位天祚帝耶律延延禧，为金所灭。随后，契丹，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219年后，自明代以降就再不见于史迹了。那么，契丹人究竟去了哪儿？他们的后裔还在吗，如果存在，他们今天的情况又是什么样？这是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施甸，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东南部、高黎贡山的东侧，是一个拥有32万人口的山区县，由于地处东南亚与中国内地的交通要道上，施甸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明清三朝先后在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事；明朝大将邓子龙曾在此设关御敌，古战场的遗址、遗冢至今犹存。硝烟散尽，岁月流逝，时间似乎要将历史的所有秘密都封存在这块岑寂的土地上；但不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股考古的热潮却在这里悄然兴起，民族学家、考古工作者、历史学家、新闻媒体纷至踏来，人们都冲着一个惊人的发现而来——施甸的契丹人后裔！            

 头顶着冬日的暖阳，记者和施甸县宣传部的老杨行走在甸阳镇大竹棚村狭窄、崎岖的田埂路上，此行的目的是探寻施甸一带契丹人的始祖阿苏鲁之墓。阿苏鲁又名阿干，据《明史.云南土司二》记载，“洪武15年（公元1384年），置施甸长官司，以土酋阿干为副长官”。又于“洪武23年（公元1390年），置凤溪长官司，以永昌通判阿凤为长官。”阿苏鲁与阿凤是元朝征战西南、素有战功的濮国公忙古代的第三代孙，据民族学者杨毓骧、孟志东的研究，辽亡后，大批契丹人纷纷归附蒙古政权，为其东征西讨，贡献甚大；忙古代的曾祖耶律秃花于恒州（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所在地之北）投附成吉思汗，忙古代从元世祖始，就长期在西南地区频繁平叛征伐，屡立战功，应是契丹云南后裔的始祖。            

 翻过一座土丘，阿苏鲁的墓地就出现在记者的眼前，两扇低矮的墓墙围托着一个并不高大的墓门，斑驳的墓体似乎再难以抗衡岁月的侵袭，据老杨介绍，这座墓是后代子孙于清道光年间重修的。走近墓碑，从明灭模糊的字迹中仔细辨认出“皇清待赠孝友和平-世祖讳阿苏鲁千秋之墓”这几个字。经老杨提示，记者在墓碑右侧上方又看见了两个字“穴 ”，这两个字上下相连，似为一体，老杨介绍说，这就是学术界所称的“契丹小字”，对“契丹小字”记者虽有所耳闻，但今日亲眼得见，仍不禁兴奋莫名。契丹纵横大漠数百年，参照汉字笔画形体创制了契丹文字，契丹文字曾是北方各民族文字的先驱，辽亡后，契丹文逐渐废止不用；因此，流传至今的契丹文十分少见，解读契丹文字也成为契丹研究的一大热门和难点，清代的钱大昕、近代的郭末若等金石学大师都曾对此做过研究。根据孟志东先生的考证、解读，阿苏鲁墓碑上的两个“契丹小字” 的含义是“长官”。这与阿墓主生前在施甸一带的身份十分吻合。            

 “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这是记者在木瓜榔村的蒋氏武略祠大门所见的两幅楹联，楹联暗示出“耶律”、“阿”、“莽”、“蒋”四姓氏之间存在的关联。蒋氏祠堂年久失修，看上去已经破败，门口的这两幅楹联因地震损坏有一半几乎不能辩识；祠堂正中挂着“武略祠”的匾额，匾额的左上写着“契丹建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之后裔太阿苏鲁任元末万户大明洪武17年任石甸长官司首任长官后封为承直郎武略将军”。由此可见，这个蒋氏祠堂是为纪念先祖阿苏鲁而立，并向外人昭示自己契丹后裔的身份，但“阿”姓又如何演变为“蒋”姓的呢？            

 老杨介绍，在施甸有“汉家蒋”、“阿莽蒋”两个蒋氏，其中“阿莽蒋”自称为契丹的后裔。记者在施甸见到了对自己姓氏史颇有研究的蒋启坤先生，蒋先生告诉记者，其先父蒋蔚复曾收藏过不少族谱和家谱资料，其中《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的“青牛白马”图最能说明问题，据蒋先生的描述，该图正中是一棵高大的青松，两侧是并排的4棵小青松，大青松的左前方画有一条河，一男子骑白马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右前方也画有一条河，一女子骑青牛，同样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据孟志东等专家们的解读，山是木叶山，大青松象征的是契丹人的始祖，四棵小青松代表契丹后来的八部，两位男女意味着生育契丹的夫妇，左前方的河为土河、右前方是潢河。这个解读与史籍所载的契丹人起源传说基本相符。惜乎蒋老先生于1996年回乡途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保存那幅“青牛白马”图的族谱也落入滔滔漾濞江中，记者也无缘得见。            

 “阿”姓为耶律阿保机的第一个字，以此为姓的多是施甸契丹的先祖如阿苏鲁、阿凤、阿保、阿龙等，由“阿”至“蒋”，中间还有一“莽”姓，由“阿”而“莽”，可能是与当时施甸的“莽”姓土著有关，作为外来者，契丹后裔毕竟是少数，从“莽”姓，可以强化与当地土著的认同感。而由“莽”改“蒋”，当地宗谱有“耻从夷姓，乐慕中华”与“奉题准将莽改蒋姓”两说，由此可见，改姓曾得到过朝廷和上级政府的认可。            

无论姓阿姓莽或是姓蒋，从今天施甸的契丹后裔身上半点儿也看不出契丹的影子了。记者在施甸曾走访几户蒋姓人家，其居家、饮食、信奉、婚丧、生产等事项无不与当地汉族相同，只是有一条，蒋姓家族之间不得通婚，这倒是为各家所遵从。那么，施甸的契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契丹后裔呢？一门新兴的考古学——分子考古学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分子考古学通过提取古代各种生物的DNA，经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将获得的PCR产物进行克隆测序，最后对各种古生物DNA测序结果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内在的遗传联系，分子考古学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科学、客观的手段。              

从1995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家科委联合申报了“分子考古学”课题，而云南契丹的问题成为该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课题组从有墓志为证的契丹墓葬中提取标本，并从标本中提取DNA，与此同时，课题组在保山市的后庄村、龙洞村和施甸的木瓜榔村、大竹棚村采集蒋姓人氏的血样100份，并提取DNA，通过DNA测序检测，最后的结论是，在进行分析过的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具有与契丹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后裔，而云南保山、施甸的“蒋姓”人氏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结合历史资料判断，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由此，施甸契丹后裔的确认问题最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