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祠堂正中挂着的“武略祠”的匾额邓建华摄

施甸县长官司

由旺镇木榔契丹蒋氏祖祠

刻有契丹小字的阿苏鲁墓碑

居住在姚关镇的契丹后裔人家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

　　保山施甸县木瓜村蒋文良收藏《施甸长官司族谱》：“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契丹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纵使辽王朝覆灭，为什么连整个契丹文化甚至契丹民族都突然在史书上销声匿迹了呢？他们还有没有后裔？寻找这个消失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1922年，契丹文字在一个废弃的墓道里被发现，契丹民族再次回到人们的记忆中。与此同时，就当人们再次对契丹族的探寻提起兴趣的时候，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从云南传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研究所宣布，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当地村民都说自己祖上是契丹族，他们则是契丹后裔。那么，他们真的是契丹族的后裔吗？记者走进了这片神秘之地。

　　揭秘一

　　墓碑刻有两个契丹小字

　　拂开历史的尘烟，我们所得到的关于这个消失民族的信息是它的文字。1922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日，在内蒙古巴林右旗，一位名叫克尔文的比利时传教士，在一座早已盗掘一空的古墓石碑上发现了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它不同于当时已知的任何文字，形如天书。半个多世纪后，这些符号被确认为早已失传的契丹文，而使用这种文字的人正是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契丹民族。

　　“本人”自诩契丹后代

　　谜底在专家们的考证下，进一步揭开：现代学者认为今天居住于黑龙江和内蒙古一些地区的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过去学术界只有过关于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的推测，却从未将契丹同遥远的云南联系在一起，并追寻他们之间的共同渊源。是啊，中国北方与遥隔千里的云南，怎么可能会有契丹后裔呢？哪怕是一点点痕迹？

　　上世纪80年代末，云南民族研究学者杨毓骧一直对施甸的契丹后裔进行着持续的关注。他曾著有《施甸蒲满人（布朗族）社会文化调查》一文，他告诉我们，文中的“蒲满人”指的就是“本人”。蒲满，是汉文史籍中对云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先民的一种称谓。汉、晋时统称为“濮”，唐、宋时称“朴子蛮”，元、明、清时称“蒲蛮”。清代始见“崩龙”族称，即今天的德昂族，其余仍称“蒲蛮”。蒲人（濮人）支系繁多，故素有“百濮”之称。后来，原居于云南南部的部分蒲人发展为现在的布朗族。“本人”是布朗族内部部分居民的自称。他们认为自己源出北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后。

　　专家考证墓碑文字

　　但是口说无凭，有无相应的实物佐证呢？1992年，来自内蒙古的专家以及包括杨毓骧在内的云南许多专家一起来到施甸县考察。那次考察的一项重大收获，是在施甸县城东北约6公里处蒋姓契丹遗裔聚居的大竹篷村（即长官司村）东山小田坝伯坟坡，意外寻得“皇清待赠孝友和平一世祖讳阿苏鲁千秋之墓基”的墓碑。碑右首行“甲山庚向”四字之下，竟刻有两个典型的契丹字。

　　根据内蒙古社科院孟志东等专家对这些契丹小字做的考释，这两个字译为汉文是“长官”之意。之后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也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施甸契丹始祖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施甸县发现的阿苏鲁墓碑则是我国西南部边疆第一次发现的一块刻有契丹字的墓碑，其年代远远突破了历史所载契丹文字使用的下限，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注意。

　　揭秘二

　　“本人”DNA成分“验明正身”

　　施甸县文管所所长杨升义介绍，在史书上，阿苏鲁确有记载，他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他是施甸契丹后裔的一世祖。13世纪初叶，蒙古族兴起强大起来，相继征服了西夏和金。在金统治下的契丹人，由于复仇心理和对金统治者监防政策的不满，纷纷投向蒙古贵族。投向蒙古人的契丹族人被编入“探马赤军”中，他们随忽必烈征服大理并参加统一全中国的战争。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先后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乌白等蛮三十七部，基本上占领了云南地区。随蒙古军征战各地的契丹族官兵，当战争告一段落时，多留居各地从事防戍和屯垦。于是入滇的契丹族军官与士兵就地安家落籍，开了契丹族入居云南之先河，成为云南契丹族的来源。

　　“本人”疑契丹官兵后裔

　　但是，就算在施甸发现了契丹文字，又如何才能进一步证明就是“正宗”的契丹血统呢？

　　杨升义记得，当时，来自北京、内蒙古及云南本地的专家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一致意见：运用尸检DNA，抽取自称为契丹后裔的血样来“验明正身”！

　　2001年，在一次考古发现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契丹古尸，专家们采集了这具古尸的牙齿、毛发、骨髓样本等提取其DNA，而比对的对象则是北方的达斡尔人和云南施甸长官司村自称是契丹后代的村民们。

　　杨升义说，当时他陪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刘凤翥在云南施甸木老元乡、长官司村和木瓜榔村采集到“本人”的血样约100份。“当时，大家都非常兴奋也很期待，他们希望能够得到证实，自己坚守了几百年的"本人"身份即契丹后裔能得到科学的认定。”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他们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阿苏鲁墓已显斑驳

　　那么，迄今为止，阿苏鲁的墓地是否还存在呢？在杨升义的引导下，记者一行沿着崎岖、狭窄的田间小道，来到了位于蒋姓契丹遗裔聚居的大竹篷村东山小田坝伯坟坡探寻阿苏鲁墓地所在地。

　　这是一个“轿子坟”，两扇低矮的墓墙围托着一个并不高大的墓门，斑驳的墓体经岁月侵蚀已老态龙钟，至今没有作完整的修复。走近墓碑，从明灭模糊的字迹中仔细辨认出“皇清待赠孝友和平一世祖讳阿苏鲁千秋之墓”这几个字。我们注意到，在墓碑右侧上方果真又看见了两个字，这两个字上下相连，杨所长说，这就是学术界所称的契丹小字。

　　杨升义介绍，作为施甸契丹后裔的一世祖阿苏鲁，据大楼子蒋氏家谱记载：“有始祖阿苏鲁，任元代万户。及至明代洪武十六年大军克复，金齿各地归附，至十八年二月内，始祖自备马匹赴京进贡，蒙兵部官引奏，钦准始祖阿苏鲁除授施甸长官司正长官职事，领诰命一道，颁赐钤印一颗，到任领事。”阿苏鲁死于明永乐二年（1404），后因其孙阿龙谋反遭到镇压，阿苏鲁的墓地也被破坏，直到清道光癸卯年（1843） 12 月 4 日 才为蒋氏子孙重修。

　　揭秘三

　　图腾姓氏与祖先有关联

　　那么，既然有DNA成分分析表明在云南施甸县的确有这个神秘消失的契丹族的后裔，今天，施甸生活着的“本人”们，他们的信仰是否与千年前的老祖先有相似之处呢？在姚关镇城边上，是大乌邑村村委会大乌邑村民小组。据称，这个村的人几乎全部都是契丹的后代，且统一都为“蒋”姓。该村小组蒋村长说，从始祖阿苏鲁开始，到今天他们已经有20代了，几百年来，村人为了让后代记住自己是“耶律”的后代，在村中建立了一座蒋氏祖祠。

　　契丹后裔为“蒋”姓

　　在当地一位村小组长的引领下，午后热烈的阳光中，我们见到了村中这座蒋氏祖祠。远远看去，在该祖祠朱红色大门的两幅楹联写有“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楹联暗示出“耶律”、“阿”、“莽”、“蒋”四姓氏之间存在的关联。

　　蒋氏祠堂年久失修，近期村民才集资进行了修复，因为这是百年来村民们逢年过节必去拜祭的地方。祠堂正中挂着“武略祠”的匾额，匾额的左上方写着“契丹建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之后裔太阿苏鲁任元末万户大明洪武17年任石甸长官司首任长官后封为承直郎武略将军”。下方是3尊塑像，蒋村长说，中间那个威严的将军就是耶律师阿保机，旁边两人则是文官武将。由此可见，这个蒋氏祠堂是为纪念先祖而立，并向外人昭示自己契丹后裔的身份，但明明是“阿”姓，如何演变为“蒋”姓的呢？

　　“青牛白马”作为图腾

　　施甸有“汉家蒋”、“阿莽蒋”两个蒋氏，其中“阿莽蒋”自称为契丹的后裔。根据历史文献甚至蒋氏家谱等资料记载，云南契丹后裔就是蒙元时期随忽必烈征大理进入云南，后被封于今滇西地区，由于军事镇防所需，这些契丹族官兵便留居云南。明、清时期被封为土目、土舍。

　　“阿”姓为耶律阿保机的一个字，以此为姓的多是施甸契丹的先祖如阿苏鲁、阿凤、阿保、阿龙等，由“阿”至“蒋”，中间还有一“莽”姓，由“阿”而“莽”，可能是与当时施甸的“莽”姓土著有关。作为外来者，契丹后裔毕竟是少数，从“莽”姓，可以强化与当地土著的认同感。而由“莽”改“蒋”，当地宗谱有“耻从夷姓，乐慕中华”与“奉题准将莽改蒋姓”两说，由此可见，改姓曾得到过朝廷和上级政府的认可。

　　在祠堂内的左边，我们看到了一些符号和绘图。蒋村长说，他们的图腾为青牛白马。在一幅由村民绘制的图中，正中是一棵高大的青松，两侧是并排的4棵小青松，大青松的左前方画有一条河，一男子骑白马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右前方也画有一条河，一女子骑青牛，同样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

　　据杨升义介绍，“青牛白马”图腾最能说明问题。山是木叶山，大青松象征的是契丹人的始祖，4棵小青松代表契丹后来的八部，一男一女意味着生育契丹的夫妇，左前方的河为土河、右前方是潢河。这个解读与史籍所记载的契丹人起源传说基本相符。

　　揭秘四

　　生活方式因融合有改变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在云南生活的契丹后裔，他们的生活与几千年前的祖先有无相似之处呢？

　　蒋姓家族不得通婚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姓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

　　在云南生活的契丹后裔，他们的生活与几千年前的祖先有无相似之处呢？我们发现。无论姓阿姓莽或是姓蒋，从今天施甸的契丹后裔身上半点儿也看不出契丹人的影子了。在施甸走访的几户蒋姓人家，其居家、饮食等事项无不与当地汉族相同，只是有一条，蒋姓家族之间不得通婚，这与契丹人的婚俗习惯是相同的。

　　从小就习惯吃生肉

　　在施甸县姚关镇，午饭时，当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吃当地的一道菜肴腌菜拌生肉。他们说，这里千百年来都有吃生肉的习惯，尤其是逢过年，腌菜拌生肉是家家桌上必不可少、男女老少皆喜欢的一道可口佳肴。

　　对于吃生肉，镇政府的杨丽娟女士说，他们从小就习惯了吃生肉，加上腌菜等作料后堪称美味可口，因为它完全不像大城市闻吃啖肉而色变的“公害”产品，“是彻底的无公害猪肉，让人吃了还想吃”。据史料载，契丹人以前是常吃生肉的，只不过后来才习惯把肉煮熟食用。这是不是传说中的契丹人爱吃生肉的习俗的延续呢？

　　我们之后从当地人那里得知，这就是当地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契丹后代的“证据”之一。杨所长认为，这其实也是当地布朗族千年以来的生活习惯，两者究竟是谁先谁后或者谁影响谁，现今早已无法考证。

　　保有春冬猎鹰习俗

　　契丹人被称为“鹰之族”，直到今天，在长官司等村，村民们每到春、冬季节，便会来到高山之巅，把一只鹰放出去，之后坐等这只“诱饵”引来更多的鹰，群鹰一到，张网便将它们一举捕获。这就是猎鹰，在施甸，村民们都叫“捉鹰”。这算是作为云南契丹后裔生活场景的证据之二吧。

　　杨升义说，随着民族大融合，“本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但在最根本的宗教信仰上，他们的图腾青牛白马却延续了千年之久，且无论从他们的碑记、家谱、方志、传说，以至对本人语言特点（“本人”称奶奶为祖母，南方人则普遍叫奶奶）的考察中，都可以证明他们确系古代契丹族的遗裔。这个销声匿迹的民族，早已淹没在千年的历史尘烟中。如今，施甸县的契丹后裔们对自己曾经的北方血统坚信不疑，而对于祠堂里供奉的先祖的塑像也世世代代进行着祭拜。

　　本版稿件本报记者邓建华文图片除署名外由施甸县委宣传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