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3 月 26 日 至3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契丹人学者再次云集我县，把“大辽皇族你到哪里去了”作为历史文化研究课题摆上了桌面，他们的到来，不仅把我县施甸的契丹人后裔生存现状展示给读者，还把寻觅契丹人的流痕以及契丹后裔传统饮食文化进行推介。            

回顾历史，从蒙古灭了西辽以后，几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契丹人。他们是灭绝了还是迁徙了?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有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扶摇而起，又神秘消失，这就是契丹。那么，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凶狠的民族，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确实曾经挥斥长城内外。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民族，自明代以来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云南“本人”是契丹后裔吗?就在达斡尔人的寻根工作山穷水尽的时候，寻找契丹后裔的另一条战线在云南拉开。            

施甸，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县，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了民族学家的注意。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小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在我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　他们还有没有后裔?                

看过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人对于萧峰一定不会陌生。萧峰是契丹人，他的传奇人生让人对古老的契丹族生出无限的好奇。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天龙八部》所讲的故事就是鹤庆、大理和丽江。当时，忽必烈带领的契丹人(蒙古军)屯兵鹤庆，为争地盘在大理和丽江而发生的战争，与《天龙八部》里大辽在大理和丽江沐王府的民族势力争夺战如出一辙。那么，《天龙八部》中的契丹人与施甸又有什么关系呢?从施甸县志记载得知，施甸大部分人口就是蒙古军屯兵为民，从喜欢吃腌制食品中的骨头鲊现状看，仍然还有部分老人叫鹤庆鲊就能说明，施甸与鹤庆的饮食文化是同出一脉，到过鹤庆县的人都知道，两地不仅民居式样相同、饮食文化相同，信仰也相似，这就说明，契丹人在鹤庆之后，西迁到了施甸，这恐怕连我们的老作家金庸都没有想到。在施甸，农民们至今还保持着吃生肉、用生肉祭祖和杀年猪后腌制火腿的民风民俗，在契丹文化分解过程中就可以证明，这个习俗就是契丹人为保存先祖的尸体运回大辽的奢望，最终，腌制肉制品就在我县民间成了一项风味独特的饮食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契丹这个民族曾轰轰烈烈地拓创了二百余年的辉煌，直到今日，俄罗斯语还称中国为契丹，可见它的影响是多么深远。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民族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消失了。契丹是一个谜一样的民族，从他们在历史中现身开始，神秘的色彩就伴随着他们。关于契丹的起源，人们只知道这样一个传说：有一位男子骑着一匹白马自湟河(今西拉木伦河)而来，一位女子则乘青牛自上河(今老哈河)而来。二者相遇，结为配偶，生了八个儿子。后来，他们的八个儿子分别繁衍为八个部落，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契丹。唐朝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八部，建立了辽国。1124年，契丹人在中京城下与女真人决战失败，贵族耶律大石率几十万部众迁至漠北，延续了辽政权。辽国最终于1218年被蒙古所灭，此后的史书中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迹。百万契丹人去哪儿了?据说，辽国灭亡的时候拥有数百万之众。那么，人们不免要追问：百万契丹人哪里去了?契丹人用自己的文字留下了大量的史料，但是辽亡之后，能辨认这种文字的人或死或逃，这些典籍也就成为无法解读的天书。因此，后人只能根据各种只鳞片爪的史料和传说来推测这个民族的归处。众说纷纭，但几乎每一种说法都缺乏可靠的依据。            

史学家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也就是说，契丹民族如同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那么，这些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回来吗?就在专家们寻找蛛丝马迹的时候，一个叫达斡尔的少数民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达斡尔的传说里，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人就繁衍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            

据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DNA技术揭开千古之谜。            

一门新兴的技术为解开这个千古悬案带来了希望。纵然历史已被遗忘，文字已经失传，语言已经改变，在契丹后裔的血液中，总还会有一种记忆在流淌———基因。现在，考古学家们要用新兴的DNA技术来唤醒这份最后的记忆。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他们得出了准确的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            

“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映红。”这首千年前的契丹风土歌，把蒙古草原的壮美，契丹民族的豪迈，描绘得有声有色。            

发现：大辽皇落族籍施甸            

探秘我县“契丹人”后裔的历史文化流痕!                

据史书记载，契丹原先没有文字。公元920年春正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创制契丹字，秋9月制成，诏令颁发。这种字是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笔划而成的。解放前辽庆陵出土的“哀册”上所写的文字，后来在庆陵壁画上和许多辽代陶器上，也发现这种契丹字。所以，我县发现的契丹墓志字和家谱就是契丹文化的流痕。在此次的寻觅契丹文化学术研讨过程中，学术界又有了新的发现，发现涉及食品文化、语言记忆和地名记忆。在饮食文化的变迁过程中，施甸人仍然保持着逢年过节吃粑粑丝、饵丝和清明节扫墓用米粉做的“饺子”的食品文化，在记忆里，老人们经常说，祖先从大辽国西迁到南蛮(云南)之后，由于云南不种植小麦，为了让家人吃上面条和粑粑，家庭主妇们并绞尽脑汁的用云南产的大米磨成粉末来满足饮食习惯，之所以，粑粑丝、饵丝就成为施甸特有的风味小吃，时至改革开放后，粑粑丝、饵丝才被云南人推广，尽管现实生活中的大辽皇族落籍为民，但是，它演绎的是一个民族西迁流痕，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更是一个给全国乃至全世界正式的一个云南故事。            

本文来源：施甸通讯作者：杨连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