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一条过硬的路

夜色吞没了高黎贡山，小车疾驶。深夜，一年到头在下边奔跑的杨善洲归来了。他推开房门，开亮电灯。这是一间17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室内有一张板床，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再加上一台收音机，这就是地委书记杨善洲的家当。     

杨善洲从包里取出一封信。“爸爸，您今年已经好长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奶奶近日病重……”     

他安排好工作。第二天一早，来到保山汽车客运站，排在买票的队伍中。售票员笑他：“地委书记怎么总来挤大车，瞧，只有这最后一排的位子了！”对杨善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三十年来，他回家从未坐过公家的车子。     

下车后，杨善洲脚蹬解放鞋，踏上了山乡的小径。他翻过一座山梁，远远地看见了自己的家。1979年前这里是间草房，爱人和孩子都希望他能让生产队帮盖一间瓦房，杨善洲回信说：“其他社员不也一样吗？”一直到社员们都盖上了瓦房，他全家才搬进了新居。     

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人口，他谢绝了；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地、师级干部，家在农村的爱人、母亲、不满十六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人口。当时，杨善洲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将他家“农转非农业人口”的报告打上去时，他坚决要求撤销报告。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新农村。”现在，全家11口人中仍然只有他一人是城市人口。     

杨善洲这次回家还带来一包玉米良种给妻子，妻子嗔怪他说：“你还能想到家呀！”杨善洲说：“不想是假的，工作忙是真的。”“这次在昆明开会，省委领导又提出把你接到城里照顾我，你说呢？算了吧。”张玉珍点点头。     

杨善洲端上一碗熬好的中药，轻轻地走到母亲的病榻前：“妈，我回来了。”老人呜咽着，紧紧拉着儿子的手。望着母亲满头的白发，杨善洲的心一阵颤抖。自从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就艰难地拉扯着杨善洲在苦水中泡大。解放了，母亲多么想儿子留在身边一起过日子呀。可是，三十多年来，杨善洲成天忙于工作，很少回家，一年半载回去一次，最长也不过三天，他对老人说：“不是儿子心肠硬，只因您的儿子是人民的干部。”     

第二天，杨善洲沿着家门前的小路走了。本来，他是可以从这条小路上，把母亲、爱人和孩子接进城里的，可他认为自己永远没有这个权力。     

今年盛夏的一天，保山地区中专生招考张榜处，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睁得大大的眼睛在榜上寻找了无数遍，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杨善洲过来拍拍女儿的肩头说：“别难过，好好学习，有了真本领，到什么地方都能为国家作贡献。”女儿可怜巴巴地问：“爸爸，要是明年还考不上，你能给我安排个工作吗？”杨善洲紧锁眉头，严肃地看着女儿：“不行！我没这个权力。你明年考不上就回家务农。再有四、五年，我退休跟你们一起回乡务农。”     

谁不爱自己的子女，但是怎样才算真正的爱呢？杨善洲有自己严格的家规。他常说：“孩子的路，靠他们自己走。”他的三个女儿吃、穿、用、住，从未超过一般群众的水平，从未沾他的光白看过一场电影，看病时从未向公家报销过一分钱，从未坐过他的小车，从未打着他的招牌办过什么事……     

当地干部对老杨心服口服，他们说：“善洲同志一丝不苟地严格要求自己，他走的是一条过硬的路。”     

没有钥匙的铁锁

去年初秋的一天，一位转业干部打听到杨善洲到了板桥公社，便紧追上来。这位转业干部和地委书记是老相识，就对杨善洲说：“请您帮我想想办法，分配在城区工作。”杨善洲惊讶地说：“怎么首先想到的不是工作，而是个人利益！这是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的，你应该去报到，以后有什么困难再研究。”     

从公社返回地委的路上，杨善洲对秘书说：“地委是党的机关，要告诉机关所有的干部，不能为那些只图个人利益的人开方便之门。”     

杨善洲回到地委机关，一位亲戚早已在屋里久等：“大哥，你现在说话办事都管用，把我爱人、小孩从乡下调进城里吧！只求你这么一次。”杨善洲笑了：“唉，我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可真不好当，办私事的都把我给包围了……”他对这位亲戚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多少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他从没批过一张违背原则的条子，没打过一个“后门”电话。他不但为自己筑起一道牢固的堤防，而且还勇于堵塞社会上的洞穴。     

一次，杨善洲听到有人反映：地区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把在锅炉厂当工人的儿子调到他所在的机关去了。杨善洲心里顿时火辣辣的。他找到这位干部说：“你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干部，怎么能这样做呢？！我们要给下一辈子留下什么样的精神遗产？我们要给人民群众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语重心长的促膝谈心，使这位干部羞愧地说：“我一定把儿子退回原单位去！”这位青工回到厂里后，工作和学习都进步很大。大家高兴地说：“我们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后来，杨善洲在一次大会上表扬了这位干部：“我们党的干部犯了错误，要知错就改，像这位老干部接受批评，不仅退回了自己的儿子，也把头脑中的肮脏思想清扫了出去，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党风正不正，关键在领导。由于保山地委一班人勇于坚持党性，抵制不正之风。民风也随之发生变化。今年地区师专和师范学校近五百名毕业生全部服从分配方案，没有一人找后门。最近地区招考干部380名，也没有一人靠关系当上干部。     

杨善洲的前门总是敞开着的。地区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家中比较困难。杨善洲在地委常委会上提出：“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他，尽快解决他的困难。不光是他，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抵制不正之风，杨善洲是那样的无私无畏，关心群众的疾苦，他又是那样的体贴入微。群众开着玩笑说：“杨善洲同志‘后门’上的那把铁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     

播撒幸福的种子

荒芜的田野，通往龙陵县安定公社的便道上，杨善洲带领地委和县委的6个干部，正艰难地跋涉。他们要到全地区不通公路的安定公社去搞调查。杨善洲拄着拐杖走着，突然颤巍巍地向前挪动了几步，用拐杖顶压着胃部，黄豆般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了下来。啊，是他曾出过血的胃又犯病了。他顺手从路边找了一株草药，皱着双眉咀嚼起来。     

傍晚，边疆绮丽的晚霞早已缠绕在光秃的山峦上。杨善洲和干部们来到一幢破旧的茅舍前，一位衣衫破旧的农民把他们引进屋里。一张用竹杆捆扎的床，上面铺了一床旧草席，火塘旁堆放着一堆粗瓷碗。杨善洲把手伸进一个破瓦罐里，抓起来的是一把干瘪的玉米粒。杨善洲走到主人的面前：“老乡，对不起。我没当好这个地委书记……”杨善洲拉着老农的手说：“我们带着党中央的精神来了，现在党中央让你们富，靠劳动的双手致富，越富越光荣！”     

当夜，杨善洲组织召开了公社干部大会，说：“我得先做检查。你们这里山是荒着的，地是闲着的，人的肚子是饿着的，袋子里是空着的，我没尽到责任……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去帮助父老兄妹铲除贫穷的根子，让他们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第二天，杨善洲带着干部们又到公社的山山岭岭去调查访问。他们连续走了三天。一路上，老杨和干部们说：“我们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只要还有贫穷和落后，我们就应该一天也不安宁。”     

保山地区位于云南省西部，地处横断山脉的南端，大部分地区沟壑纵横，山高谷深，也有一些雨量充沛的亚热带地区。为了研究亚热带地区农业的发展，一1980年10月杨善洲到了潞江坝的芒宽公社。他听说新光大队有位叫朱自祥的社员，种植咖啡成了出名的冒尖户，曾因种咖啡挨过批斗。杨善洲踏进朱自祥的家园，摸着咖啡树说：“过去，我也没顶住‘左’的妖风……我看这咖啡树是摇钱树，是条致富的出路。”     

朱自祥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底。杨善洲又说：“你家6口人，光是咖啡这一项收入就是人平均300多元，再加上其它经济收入，已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啦！好啊，你这个典型该快快推广。”看到杨善洲放手让群众搞多种经营，为他捏把汗的人说：“还是慢慢来，搞四平八稳的事不会吃亏，书记的位置才坐得稳。”杨善洲回答：“群众思变，群众想富，我们还能再拖后腿吗？如果想什么吃亏、乌纱帽之类的事，那决不是共产党的干部。”     

杨善洲为改变本地区的面貌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来，帮助家乡生产队购买良种、肥料、水牛等。他听说保山县大官市大队成立了一个茶叶专业组，没有生产基金，就马上送去了800元。有些人感到吃惊：“杨善洲这样埋头苦干和无私捐献图个啥？”杨善洲说：“我们共产党人就要象鲁迅说的那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输出的是血！”杨善洲带领地委一班人勤勤恳恳地工作，使保山地区变化很大。1976年来，全地区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1981年人均占有粮食750斤，社员口粮分配与1976年相比，增长36%，油料总产量5年内增长1.79倍。     

夜，静悄悄。还是在地委大院的那间小屋里，杨善洲正专心学习。突然一阵头昏眼花，他的低血糖病又发作了。这是今年9月10日发生的事。医生劝他好好疗养一下，杨善洲笑而不答。第二天清晨，杨善洲抓起竹叶帽，钻进一辆吉普车，向着又一个亟待解决问题的山乡驰去……     

                                                 中国青年报 杨宏 198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