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

　　杨善洲简介　　　　　　

　　杨善洲，男，汉族，1927年1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

　　杨善洲同志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是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以后，他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淡泊名利，始终公而忘私、廉洁奉公，永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工作35年来，杨善洲始终艰苦朴素，两袖清风，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

　　1988年6月，杨善洲从保山地委书记岗位上退休，为实践“帮家乡办点实事”和“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诺言，婉拒到昆明安享晚年的邀请，执意回到家乡施甸县义务植树造林。他把建林场与造福群众结合起来，每年无偿为村民提供林柴，为6个自然村修通了公路，为8个自然村架通了生产生活用电，促进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艰苦创业20余年，使7.2万亩昔日山秃水枯的大亮山重披绿装，活立木蓄积量经济价值超过了3亿元，同时极大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将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并且谢绝当地政府的奖励。

　　又是一年清明节，这是父亲逝世的第五个年头，每年的清明节以及父亲的忌日，我们全家都会邀约到善洲林场祭奠我们的父亲。回想起爸爸生前对我们姐妹及家人的“苛刻”教育，我们都已明白爸爸的“苛刻”其实是对家人最真诚的爱。他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永远烙在我的记忆深处，如同他一直都陪伴着家人和守护着他用余生创建的万亩林海。

　　我的家是一个平凡的家庭，母亲张玉珍，在父亲逝世的第三年头，2013年1月5日去世，享年84岁。我的大姐杨惠菊和姐夫杨学明，在姚关陡坡村大柳水务农。我曾在姚关摆马小学当民办教师2年，1985年靠自身努力考为一名正式教师，2011年调到施甸县委党校工作。我的丈夫蒋正军，在施甸县教育局工作。我的妹妹杨惠琴在保山市烟草公司工作，妹夫杨江勇在保山市委宣传部工作。

杨善洲的全家福

　　“拿去找木匠做个箱柜，把孩子的东西装好”

　　我家住在大山里，从小就是妈妈带着我们姐妹3个和奶奶过着艰苦日子。爸爸工作忙常年在外，妈妈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粮食不够吃，她就上山找野菜充饥；我和妹妹没有钱上学，她就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编粪箕、扎扫把，然后挑到街上去卖，一分一分地攒学费……那种艰难，只有妈妈心里清楚。后来，妈妈经常自豪地对我们三姐妹说：“你们三个，是我像鸟妈妈喂食一样，一口一口喂大的。”

　　爸爸那时虽然不常回家，但他对我们的要求却很严格。

　　女儿大了都要成家。在别人眼里，爸爸是地委书记，他的女儿结婚一定会非常风光隆重。但是，爸爸却要求我们姐妹三个从简办事，不让请客、不让收礼。

　　1968年，大姐杨惠菊结婚，爸爸寄回来30元钱，并嘱咐妈妈不准请客，不准收礼。寨邻亲戚你几毛、我一元的七拼八凑凑了45元，勉强帮着把婚事办了。

　　到1985年我结婚时，爸爸没有给一分钱。过了一年多我有了孩子，我一边工作，一边哺育孩子，那段时间是我最忙乱的时候。一天，爸爸突然出现在我门口，当他看到装外孙尿布的纸箱时，当即掏出100元钱给我，说：“拿去找木匠做个箱柜，把孩子的东西装好。”接过父亲给的钱，不知是委屈还是激动，眼泪流个不停。因工作调动，我搬了几次家，这柜子始终都陪着我。

　　1993年，妹妹杨惠琴结婚，尽管时代不同了，但爸爸仍是叮嘱她婚礼从简，少请几桌，并给了她1000元钱，婚宴没有超过10桌。那天，爸爸穿着干净的蓝色中山装参加了婚礼，没有宾从，没有谈笑风生，他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慢慢地吃饭，只有脸上绽开的笑意，才显出他是婚宴上的一个重要角色——新娘的父亲。

　　“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分钱的也不能要”

　　从小，爸爸就教育我们：“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分钱的也不能要。”

　　妹妹杨惠琴上初中时，一天遇到一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这位好心阿姨送给她3根甘蔗。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能吃上甘蔗是一件高兴的事。当妹妹拿着甘蔗跑回家正准备美美地享用时，爸爸回来了。他看见家里有甘蔗，问：“这是哪里来的？”“是农场的阿姨给的。”妹妹说。他听后脸一沉，厉声对妹妹说：“赶快送回去。不是早跟你们说过，不能要别人的东西，即使是一分钱的也不能要。”妹妹只好含着眼泪把甘蔗送了回去。

　　如今，我们三个姐妹都成家了，大姐已当奶奶多年了，在教育孩子上，我们仍然是遵从爸爸的教诲要求孩子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

　　我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高中，父亲劝我还是继续读书。我摇摇头说：“爸，我不读了。”我衡量过，自己从乡下来，基础差，就算读三年高中也未必考上大学，不如回家找点事做。父亲拗不过我，同意我回家，并介绍我去大尖山茶场干活。我回到姚关，还没有上山，一个与父亲熟识的老同志听说了，便跟父亲说：“她本来就生活在山里，好不容易才出来，怎么又让她回到山里去？让她去当民办代课教师吧!”就这样，我到姚关摆马小学当了一个娃娃头。当民办教师的我还希望有新的发展，果然，公安部门公开招考警员，我满怀信心报了名，还特意给爸爸打了电话。我想，父亲一定会为女儿着想跟有关部门打个招呼，这次招录自己十拿九稳了。可是录取名单出来了却没有我的名字，原来爸爸根本没打招呼。当时我真是气坏了。后来，我继续当我的娃娃头，靠着自己的倔劲几乎不分昼夜地复习，终于如意以偿，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正式的公办教师。

　　“要靠自己的劳动挣钱，这钱才用得踏实”

　　爸爸做事讲原则，对谁也不会破例。他当初上大亮山植树造林时，极力动员了家人，大姐的二儿子杨福李也跟着他上了山，还和林场签下了承包茶地5年的合同。年轻人哪里耐得住荒山野岭的寂寞，干了3年，听乡里的同伴说，到老街去打工挣得多，杨福李就想出去闯荡闯荡，不在林场干了。按照合同规定，如果违约，得交300元的罚款。杨福李当时穷得根本拿不出钱来。爸爸听说后，对孙子说：“既然不干了，就要按照合同规定交罚款，如果你暂时没钱，先给林场打个欠条，我用工资给你垫，等你有钱了再还给我。”杨福李一听爷爷不肯为他网开一面，就赌气借钱交了罚款。后来，杨福李还因这件事而抱怨爷爷。可他心里却很清楚，爷爷其实是很爱他的。爸爸去世后，杨福李还指着停在家门口的农用车跟记者说：“这是爷爷去世前买给我的，以前他也很少给我们钱，但是不时会送我一些种猪、羊羔、树种什么的。他总是嘱咐我，要靠自己的劳动挣钱，这钱才用得踏实。”

　　“我坐的是公车，你坐不合适，还是买车票回去吧”

　　在整理爸爸的遗物中，有一张锁在抽屉里已经发黄的“农转非”表格。在他担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按当时的政策，我的奶奶、母亲、我和三妹都可以办理“农转非”的。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填好申请表后向他报告，他却把申请表要了过去转手锁进了抽屉里。一个地委书记的母亲、老伴和三个孩子竟然在老家当农民，说起来恐怕谁都不会相信。　

三姐妹与母亲

　　在爸爸晚年，我曾经问过他“农转非”的事。他告诉我说：“当时，在我们地委机关，大多数局长、科长的家属都在农村，我这个‘班长’的家属怎么能够先转呢？”

　　爸爸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出差下乡时从来都不让我们搭顺风车，每次放假我从保山回家都是爸爸买好车票让我搭乘公共汽车的。公车不私用这个规矩在他上山植树造林的20年间都一直坚持。

　　1994年，妹妹杨惠琴即将分娩，妹夫跟爸爸说：“爸，老三快生了，有些紧张，我妈说要来看看，她年纪大了，走路不利索，还晕车，是不是请林场的车子去接一下？”爸爸说：“行，你和驾驶员去接。”可是把妈妈接来后，爸爸却掏出376元交给驾驶员，说是跑这趟车的油费、过路费，让他拿回去交给财务人员。

　　2010年正月的一天，我一早去施甸县城看病，爸爸也在县城。我想爸爸8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平时他不让搭顺风车，这次他应该破例让我一起坐车照顾他了吧！可是下午办完事准备返回时，他却拿出100元钱给我，说：“我坐的是公车，你坐不合适，还是买车票回去吧。”我说我有钱，但是他硬是要给我，真是让我哭笑不得，只好赶紧去买了车票回家。

　　“我是共产党员，能光想着自己？”

　　爸爸退休后要上大亮山植树造林的事我们一家都曾劝过。那是1987年的夏天，爸爸到学校找我们，说他要退休了，省委主要领导找他谈过话，让他到昆明安度晚年。我和爱人问他，你是怎么想的，他说：“不去”。我爱人说：“不去就不去吧！”我们都暗暗为妈妈高兴，因为爸爸工作时太忙，没有更多的时间关心和照顾妈妈，这下可好了，能给妈妈一个补偿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爸爸说他要回家乡的荒山种树。我们劝他：“你年纪大了，那个地方环境恶劣，你身体吃不消。”他说：“我在任地委书记期间，乡亲们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说作为保山地委书记，哪能只想着自己的家乡？我承诺过，等退休后，一定帮父老乡亲们办点实事。”我们知道劝不了他，只好告诉他到山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谁知，爸爸1988年3月退休后上大亮山种树一干就是20多年。

　　在爸爸上山种树期间，为了方便他进城办事，全家向熟人借了5万多元钱，在施甸县城附近盖了一间瓦房。房子盖起后，妈妈和爸爸商量，让他凑点钱帮助儿女们还账。爸爸东拼西凑，才凑足了9600元钱。后来为了不拖累我们，爸爸硬是把刚刚盖起还没入住的新房卖了。一次，一位记者对他刨根问底，把他问急了，便大声地反问记者：“我是共产党员，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过着艰难的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了骗人的假话了吗？”

　　“要自己管好自己”

　　其实，爸爸也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无论是对群众，还是对自己的家人。1990年春节过后不久，爸爸回家看望奶奶，准备返回林场的时候，奶奶和妈妈起身送他，爸爸忽然注意到奶奶走路摇摇晃晃，赶紧放下行装，扶奶奶坐下，马上去找医生。晚上，爸爸在奶奶的屋内搭了一张小床，整夜守在奶奶身边，陪奶奶说话，给奶奶端药递水。9天后，奶奶安详地离开人世，享年89岁。

　　在爸爸内心深处，他觉得这一辈子对妈妈的歉疚是最多的。1996年，妈妈因胆结石住院16天，2005年因肺气肿住院13天，两次住院爸爸都从大亮山赶下来，一直守在妈妈身边。他每天早上都会买好早点，端到妈妈床前。他会在妈妈睡着后，给她扯扯被角，也会在妈妈起身时，在她身后垫个枕头。这29天，他总是一守就是一整天，我们劝他也没用。然而，爸爸生病了，却不要妈妈去看他、陪他。就在爸爸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时，妈妈到医院看望他。爸爸一看见妈妈就说：“你怎么来了？你晕车，以后别来了，我不会有事的。”妈妈说：“我来看你一眼，你好了就回去。”妈妈在医院守了爸爸三天。三天里，爸爸强忍病痛折磨不出声，因为他不愿意让妈妈担心。

　　爸爸去世后，我们在整理他的文稿时，读到了多年来埋藏在他心里的话：“我出来工作，家庭是很困难的，家有老母亲、老伴儿，后来又有3个娃娃，就靠老伴儿在家养老供小，我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我对家庭欠债很多……我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大亮山种树，除了想为家乡的群众做点实事，就是想离家近一点，每个月都争取回家看看。”

　　爸爸去世后，大姐找出了珍藏多年的爸爸买给她的白衬衫；我一遍遍抚摸着搬了几次家都舍不得扔掉的爸爸给我100元钱做的那个衣柜；妹妹想起粗心的爸爸竟然会不止一次给她买卫生用品……我们知道，爸爸是很爱我们的，只是他太忙了。他心里装着的是千千万万群众。对怀念父亲的群众来说，爸爸走了；对妈妈和我们姐妹来说，爸爸终于可以回家了，永远地回家了。如今，只要想到爸爸，我眼前浮现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爸爸就是那棵大树，他虽然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但是他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

　　我的家庭不是名门书香世家，我家的家风家训也没有铭刻成书，但是爸爸用他自己的言行举止给我们留下了终生受用的精神财富。每当怀念起爸爸，耳边就响起他在《为人民再奉献一点余热》中写下的誓言：“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严格要求自己，凡是违背党纪国法的事坚决不做；凡不是自己付出的劳动所得坚决不要；凡是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事情坚决不干；要自己管好自己！”（杨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