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闻舆论引导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2.19讲话从党管媒体、融合创新、放眼全球三个层面对建构新闻舆论引导新格局指明了发展方向。
一、党媒姓党、全媒跟党
习近平同志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论述,解决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服务人民、为人民管理新闻舆论工作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传媒的全面领导,这也是面对西方世界意识形态之战的唯一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体制改革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体现出中国模式的特色。从经济上看,摸索社会主义传媒市场道路,探索混合经济原则,除了党报系统,让大部分传媒走向市场,并以特殊管理股应对股份制改革中非公有制资本的进入。从社会控制上看,坚持舆论引导原则,新闻无禁区,报道有纪律,媒体承担社会责任、高度自律。从政治上看,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党管舆论导向不能变、党管新闻宣传不能变。但是曾有一度,党报党刊及政府主办的媒体,与其他媒体被有意无意地区别对待,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在“讲政治”方面也存在不同。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而且,不仅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这就意味着,不仅党媒姓党,所有媒体都要自觉主动跟随党。
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进入深水期,中国步入高风险社会;而经济要发展,社会要稳定,中国要一心一意实现“中国梦”,必须打通两个舆论场。因此一切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功能的传播平台,不仅要依法管理,也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特别是互联网上舆论斗争尖锐,根据其它国家的历史教训,应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这是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的大问题,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做这项工作不容易,但再难也要做。
二、各向一面、融合创新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革命性力量,从高速印刷机到国际无线广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领导人皆重视对新的媒介技术的运用。同时对于整体的媒介生态,提倡各向一面、有合理的必要的分工,通过有机运动实现自己的使命和功能。在目前,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迅猛发展,受众的需求越来越多,分众化、差异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作为重中之重的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发展、融合发展。创新发展是新闻舆论工作全方位、多角度的创新,包括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等方面。当代新闻传播呈现社交化、多向化、海量化和碎片化趋势,一定要推陈出新,当前的舆论宣传工作不同于我党执政前三十年的舆论宣传工作,宣传的理念和方法必须与时俱进,因此大张旗鼓与春风化雨必须并行,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并不矛盾,内容建设与技术支撑相得益彰。为了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应突出媒体特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的主流舆论矩阵。在具体的新闻舆论工作中也要牢牢抓住“时、度、效”,把握节奏、掌握策略。
融合发展是指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强化互联网思维,从“+互联网”走向“互联网+”,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当前中国的网民数量和手机用户数量均占世界第一,是真正的新媒体大国。当融合发展时,一定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从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度融合,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在融合中,大浪淘沙,希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新型媒体集团,确保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繁荣发展。
三、融通中外、放眼全球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里,已经提出了“世界交往”的理念。在他们的理念中,“交往”是一个相当宏观的概念,既指个人之间、个人与团体之间的物质和信息交往,也指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物质和精神交往。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交往,缩短了社会发展进程,增强了社会的活力,而交往一旦展开,就会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发展为“世界交往”,使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同步化。但是,目前世界尚处在“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资本主义与全球化互为因果,商品充斥,拜物教盛行,交往的异化现象亦不可避免。从世纪之交开始,通讯科技、金融资本和国家干预对于全球传播媒体进行了重新形塑,传播在空间和物理层面上日益是“平”的,但是在权力层面上却更加“不平”。纵观今日的世界传播格局,依然是美国一国独大、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富于影响力、发展中国家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一些不发达国家难以发声的基本样貌。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发展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需要,也要加入到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当中。在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国家实力的崛起,势必对国际权力结构、利益结构、文化结构发生重要影响,而国际舆论对于一个崛起大国的恐惧、怀疑与抵触在所难免。从国家的角度看,跨越国界的传播归根结蒂是一种政治宣传,西方国家各种有组织的传播活动甚至常常是阴谋性的和技巧性的,这些传播活动的实施完全与国家的战略利益、舆论影响结合在一起。随着中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牵涉到欧美国家利益,势必会引发不同评价,因此,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不降反升,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随着中国进一步实现中国梦,与中国有利害关系的一些国家联手遏制中国的态势还将进一步加强。
毋庸讳言,在“大外宣”的思路下,近年来我国媒体在“硬件”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国家中央级主流媒体在绝对规模和传播技术水平方面,已经居于国际领先地位。但是,全球范围内主导性新闻信息和新闻传媒传播观念的源头和流向、采集和制作的新闻信息和传播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所占的比重、采集和制作的新闻信息和传播的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所达到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可以说“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虽有边缘松动、没有根本性改变。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面貌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
习近平同志的新闻舆论思想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为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指明了方向。首先,紧跟时代、放眼全球,我国媒体在世界传媒秩序中必须负起责任,发挥主动性,发挥新兴媒体作用,提高文化软实力,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并最终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其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优化战略布局,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注重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这也意味着中央级外宣媒体将进一步壮大和活跃,同时,对实际“影响力”的要求,将逐渐压倒对于“体量”的追求。第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客观、真实、生动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促进外国观众更多更好了解中国。